问题——生育意愿承压与服务供给不均并存。当前，生育观念变化、养育成本上升与职业家庭压力叠加，部分家庭“能不能生、敢不敢生、愿不愿生”上仍有现实顾虑。生育医疗服务上，群众对优生优育、遗传风险评估、孕期筛查、产后康复及婴幼儿健康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但高水平生殖医学技术供给、多学科协同诊疗、产儿科可持续运行等仍有短板，容易加重家庭对生育风险与成本的担忧。 原因——需求升级与供给结构性不足叠加。其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生育人群结构调整，高龄备孕、辅助生殖咨询、遗传病筛查等需求更为突出，对医疗机构技术体系与人才队伍提出更高要求。其二——生育服务链条长、环节多——从孕前评估到孕产管理再到儿童早期健康指导，涉及妇产、遗传、超声、新生儿、营养、心理等多学科协作，缺乏有效整合时，服务碎片化问题容易显现。其三，产科、儿科等学科特点是“高风险、强责任、周期长”，若医保支付与财政保障支持力度与其公共属性不匹配，可能影响机构持续投入与服务供给的稳定性。 影响——关乎民生温度与城市竞争力。生育友好程度不仅体现在政策表述，更体现在医疗可及性、服务连续性与家庭获得感。对家庭而言，完善的生育健康服务有助于降低孕产风险、提升生育质量，减少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对城市而言，能否形成更稳健的生育支持体系，关系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劳动年龄人口稳定预期以及城市对青年人才的综合吸引力。数据显示，《2024年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惠州出生人口5.65万人，出生率9.24‰，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结合区位条件、经济活力与相对可控的生活成本，惠州具备更优化生育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体验的基础。 对策——以能力建设为牵引，推动“技术—体系—保障”协同发力。2月3日，在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孙莲莲围绕提升生育医疗保障与服务供给提出建议。围绕生殖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她提出支持市内具备技术基础的医院申报PGT等涉及的技术资质，在政策准入、专家评审对接、专项经费保障与关键设备配置等上给予支持，并加强与省级已开展相关技术的医疗机构协作，通过专家派驻、技术帮扶等方式加快能力提升，争取较短周期内完成资质获批。，建议整合生殖医学、临床遗传、超声诊断、新生儿科、妇产科等资源，构建“筛查—诊断—干预—治疗”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孕期精准筛查技术规范应用，完善新生儿疾病筛查与随访干预机制，以更前置的健康管理降低风险、提升服务效率。 在服务体系完善上，她提出推进“医育结合”，由公立医院牵头统筹产科、生殖医学科、营养科、心理科等资源，探索设置优生优育一站式多学科联合门诊，提供孕前评估、孕期管理、产后康复及婴幼儿健康指导等全周期服务。她还建议公立医院规范前提下开展普惠性产后康复、婴幼儿健康管理等延伸服务，并通过公益培训等方式提升家庭与照护人员科学育儿能力，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增强家庭对公共服务的可预期性与获得感。 针对产科、儿科可持续发展，她提出在医保支付与财政保障上给予适度倾斜，健全分娩类项目及儿童常见病等医疗服务的支付机制，形成更贴合生育服务特点政策导向，稳定机构投入预期，促进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前景——从“补短板”走向“建体系”，以更优供给回应民生需求。业内人士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政策支持与社会协同参与形成合力。下一步，若能以公立医疗机构为枢纽，强化区域协作与学科联动，推进高水平技术引入与规范化服务供给，同时在医保、财政、托育与家庭支持等环节形成政策协同，有望将“焦虑点”转化为“支撑点”，进一步增强城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与归属感，推动形成更具韧性的人口与公共服务结构。
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惠州若能在生殖医疗“卡脖子”技术上实现突破，在服务模式上推动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管理”转型，或可为大湾区城市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这既需要政府部门间的联合推进，也离不开全社会对生命全周期健康关怀理念的持续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