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基层治理任务更复杂，矛盾纠纷类型多、分布散、易反复；一些纠纷虽然“案结”，但当事人的情绪疙瘩未解、实际困难未纾——风险仍可能累积；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等领域，仍存在资源统筹不足、机制衔接不顺、精细化服务能力偏弱等问题。基层综治平台在职责边界、流程规范、人员能力、数据应用诸上也亟需升级。 原因——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利益格局调整，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涉企涉法诉求等更容易交织叠加，对基层依法治理、源头化解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基层力量分布不均，一些地区在专业调解、心理疏导、法律服务、救助帮扶等资源上相对薄弱，导致“发现—分流—处置—回访”的闭环不够扎实。此外，治理方式从“经验型”向“制度化、数字化”转型时，如果数据共享、协同联动和能力培训跟不上，就容易出现信息壁垒和重复办理。 影响——基层处在社会治理最前沿。基础薄弱，风险就可能从“小矛盾”滚成“大问题”；基础扎实，很多问题就能在萌芽阶段化解。会议强调强基导向，着眼于用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提升基层识别风险、处理问题、服务群众的综合水平，进而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对策——会议围绕“强基固本”提出一揽子举措，突出法治化、实质化、常态化导向。 一是以常态长效机制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排查在前，推动纠纷“见底清仓”；化解到位，强化依法定分止争，依照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法律监督等途径分类施策，形成更清晰的办理路径。对已结案但心结未解的，依法开展释法说理、教育疏导，力争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对确有困难的群体，统筹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慈善救助等资源，既解“法结”，也解“心结”“困结”。 二是做深做实重点群体服务管理。围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推动依法打击与教育矫治、关爱帮扶、法治宣传一体推进，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协同。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坚持管理与救助并重，压实责任链条。对安置帮教人员，突出服务与管理结合，依法保障平等就业权利，降低再犯风险；对社区矫正对象、涉毒人员等，坚持依法规范管理，提升教育矫正质量。 三是推动综治中心建设提质增效，打造“一站式”解纷枢纽。更推进规范化建设，明确职责、完善机制、规范管理、提升效能，发挥平台集成作用，把更多矛盾纠纷纳入综治中心统筹办理，推动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得好”。同时，完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统筹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的工作机制，强化村级平安建设“桥头堡”功能，健全村级排查化解机制，做实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入驻人员全员轮训，提升依法履职、群众工作与综合处置能力。 四是以数据汇聚共享和技术赋能提升治理效能。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建设、分层应用要求，加强横向协作，深化政法综治数据汇聚共享和综合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增强风险预警、精准分流、闭环管理能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前景——会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出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明确信号。随着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多元化解机制更成熟、重点群体服务管理更精细、数据赋能持续深化，基层治理将加快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加立体，法治化营商环境与群众安全感有望同步提升。
社会治理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最集中的矛盾也在基层；该省以法治思维重塑基层治理的探索表明，只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基层、落到具体事，才能筑牢社会稳定的基础。这项关系千家万户的系统工程，成效既影响一地一域的发展质量，也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地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