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明初的动荡年代，常遇春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留下浓重一笔；据《明史》记载，这位出身贫寒的将领于1355年投奔朱元璋后，参与大小战役百余场几无败绩，其“摧锋陷阵、所向必克”的作战风格，为明朝建立立下重要战功。鄱阳湖之战中，他率轻舟突袭陈友谅旗舰；北伐时又连克元大都等军事重镇，显示出不俗的战术能力。 然而史料也表明，这位战功显赫的将领同时背负沉重杀名。建康战役中坑杀降卒三千、江西战场违令欲屠城等事件，使其被称为“人屠”。尤其在1363年洪都保卫战后——常遇春不顾同僚劝阻——坚持处决已缴械士兵。这类违背“杀降不祥”传统军事观念的做法，在当时便引发朝野争议。 军事史专家指出，常遇春的强硬手段与元末乱世的现实环境有关。彼时降兵反复叛乱确为威胁，例如张士诚部将屡有“降而复叛”。但与徐达等同期将领更重安抚、整编的做法相比，常遇春以高压震慑对手仍属少见。朱元璋虽倚重其战场价值，也曾多次下诏约束其杀戮；1365年赣州之役后，还因其遵令不屠城而加以嘉奖，反映出统治层对过度杀戮后果并非毫无警惕。 从现代视角回望，常遇春四十岁在北伐途中暴卒的结局也颇耐人寻味。官方记载死因为“卸甲风”（急性中风），民间却长期流传“杀降折寿”的说法。历史学者认为，这类集体记忆的形成，折射出传统社会对战争伦理的底线认知——即便在冷兵器时代，“武德”所强调的节制与仁义，仍是评价将领的重要尺度。 当前史学界对常遇春的评价趋于多元。部分学者强调，其军事贡献不应被道德争议完全遮蔽，在群雄割据的特殊时期，严厉手段或被视为现实选择；也有更多研究指出，与汤和、沐英等人善终且子孙显赫相比，常遇春家族较快式微，恰被一些论者解读为传统“积善余庆”观念在历史叙事中的回响。南京大学明史研究中心2022年对应的研究显示，明代中后期官方文献对常遇春的评价明显弱于其他开国功臣，该变化亦值得关注。
评价开国名将，既要看到其在关键战局中的贡献，也要警惕“以战功遮蔽军纪”的惯性。常遇春的功业与争议提醒后人：战争胜利只是治理的开端，真正关系政权长治久安的，是让武力受法度约束，用纪律规范权力，以抚民凝聚人心。历史的价值正在于提示人们，克制与规则往往比一时血勇更能带来长久的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