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统博士培养“深而窄”与跨界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科研与产业越来越强调问题导向和系统集成，“AI+”“工程+科学+应用”等复合场景不断出现。长期以来，我国博士培养以单一学科的纵深训练为主，强调在既定学科框架内做深做精，该模式在知识积累上有其合理性，但面对复杂工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跨学科创新时，部分博士生知识结构“深而窄”、能力结构“强单点弱协同”的短板逐渐显现，出现“只专不博”：能在细分方向取得突破，却在数据、算法、系统、实验平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上存在断层，影响科研效率与成果转化质量。 原因——制度层面开辟通道，回应国家战略与人才供给侧调整。 去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提出由试点高校自主设置项目，支持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攻读另一个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近期，多所高校启动申报、公示，表明试点正进入实操阶段。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有三点：其一，新兴产业对“交叉复合型”人才需求快速上升，尤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更需要能跨学科整合方法与工具的高层次人才；其二，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通用赋能型学科”具有明显外溢效应，可为原学科研究带来新的计算范式与工具链；其三，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逐步成熟，为一体化培养提供了条件，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承载空间。 影响——不是“第二专业”堆叠，而是推动研究者能力范式升级。 按照管理办法，试点坚持“少而精”，突出学科交叉；项目主要面向在校博士生开展二次遴选，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科研仍是基础；学生需以不同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分别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并分别满足两个学位要求。这些设计明确了试点定位：不是降低标准、也不是“顺手拿证”，而是通过结构化培养让博士生引入第二套知识体系，形成可迁移的研究能力。 从各校实践看，“X博士+AI硕士”成为热门方向，主要因为理工科与智能技术接口更清晰、课程与科研耦合度更高、成效更易显现。，人文社科参与相对较少，但已有高校探索“新闻传播学—智能国际传播”等方向并出现首批在读学生，说明交叉培养正从“工具引入”走向“方法重构”。业内也指出，对人文社科而言，引入智能技术不应只是增加技能训练，可能牵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的变化，需要更审慎、更系统的设计。 对策——防止“拼接式培养”，关键在一体化方案与质量保障。 双学位试点的关注点之一，是能否避免“学位叠加”带来的形式化风险。若只是把两套课程并行叠放，容易出现三类问题：一是课程负担过重，学生“疲于应付”，挤压博士阶段科研时间；二是培养目标不清，变成“组合套餐”而非能力跃迁；三是被误读为“镀金通道”，影响学位公信力与人才评价导向。 为此，试点高校需要在培养体系上做“减法”和“重组”：一是围绕国家需求和重大问题确定交叉方向，用项目制、课题制牵引课程与科研同向发力；二是打通导师组与课程组，推进“双导师或导师组+跨学科平台”的协同培养，避免各管一段；三是优化课程结构，突出核心能力模块与方法论训练，减少重复和碎片化内容；四是完善质量保障与退出机制，将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标准、创新性与贡献度作为硬约束，确保“双学位”对应“双能力”；五是强化资源供给，提供算力平台、数据资源、交叉实验室与企业实践基地，提高培养的真实场景含量。 前景——从“学科中心”向“问题导向”转变，试点有望带动博士培养再升级。 从更长周期看，“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表达出清晰信号：高层次人才培养正从单一学科深耕，转向以重大问题和关键能力为牵引的结构性改革。未来试点能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取决于三上进展：一是交叉培养能否沉淀为体系化课程与科研范式，而非个别项目的临时安排；二是学位评价能否更重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原创性贡献与工程化落地能力；三是人文社科与理工医工等领域能否形成更多高质量交叉样本，推动“技术—治理—伦理—传播”等综合议题的协同研究，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多元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已成为必然选择。持续推进“博士+硕士”双学位制度创新，有助于完善高层次人才梯队，也将为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撑。关键在于把试点做实、把质量守住，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我国博士培养体系的适配度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