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在1184年召见陆九渊时，他把这次奏对看成自己政治理念的集中展示。君臣之间只要坦诚相待、互信互谅就能形成好的关系；把追求“道”当作治理的核心，把恢复上古的“三代之治”当作奋斗目标；在用人上要能看清人的本性，还要懂得区分治事的法度，这些都表明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陆九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孝宗用人的一些弊端，直言他太喜欢粉饰太平。孝宗对此很有感慨。陆九渊心目中的三代之治，是一个人人讲究礼义、大家一心为公的美好时代。那时候君王的任务就是让人恢复天性良知，维护礼义之道；设置公卿百官就是为了教化百姓；施用刑罚就是为了惩罚那些伤天害理的人。在陆九渊看来，三代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道”在人间盛行。他认为“道”的流行能让人保持天理良知，达到纯善纯美的境界。这就是他追求的心学最高理想。这种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成了对三代之政的向往。陆九渊继承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坚持“民为邦本”。他觉得是先有了老百姓才立了君主，君主是为了治理国家才被推举出来的。如果君主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反而害了他们，那就失去了设立官员的意义。陆九渊引用《孟子·滕文公上》里的话说，没有君主就没法治理百姓，没有百姓也就没法养活君主。所以他觉得民才是根本。他还特别注重治理地方胥吏的问题。他在金溪住的时候，就多次给辛弃疾这些地方长官提建议，说要对这些人严加防范。在他看来，很多坏政策就是胥吏搞出来的。要想把政治搞好，关键就得把胥吏的危害给禁绝了。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九渊在朝堂上说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这四样东西就像治病的“四君子汤”，这个说法得到了孝宗的赞赏。虽然他承认王安石才华很高、与众不同，但他觉得王安石在学术上没抓住根本问题，所以不赞同他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