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到明清这1300年，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经历了一个变化：从不仅仅看成绩，转变为只看分数。唐朝进士科的时候，考生的录取不仅仅依赖于考场上的表现，还要考虑他们平时的才学和名气，甚至参考名人的推荐。比如唐贞元八年（792年）的“龙虎榜”，录取了韩愈和欧阳詹等名士。这个方法虽然能给一些高水平人才机会，但是也让考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受他们的观点和操守影响。因为家世好的人更有机会影响录取结果，一些贫寒有才华的人就落选了。 北宋时期普遍使用糊名、誊录制度，这种制度完全不考虑考生平时的声望和水平，只看考卷上的表现。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提出州郡发解试应该先考察考生的德行和履历，再考虑他们的艺术才能。但是糊名、誊录制度让考官无法知道考生身份和日常行为举止，难以考察德行。范仲淹建议废除这个制度。可是第二年（1044年）包拯反对废除这个制度，他认为很难核实一个人的实际德行，而且考官未必都是公正的。包拯肯定了糊名、誊录制度维护公平的作用。 北宋政坛上对于糊名、誊录制度有很多争论。其实是对于科举取士标准和内容不同意见的反映。有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察举制度全面考察德行，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为科举辩护，认为科举有客观标准比察举好得多。他认为考察德行很难全面而且容易作假。苏轼站在有客观标准、“唯分数”取士的一边。苏轼的反驳很有说服力，所以没人再直接反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