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安理会决策效率与公信力面临现实考验。2026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上，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在“霸权之后的责任再分配”专题讨论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长期“难而未决”，但一再回避只会放大机制失灵的风险。她指出，当冲突有关方或其盟友是常任理事国时，谴责性决议和停火提案往往难以通过；否决权被频繁动用，削弱了安理会在热点冲突中的协调与约束作用。与会讨论以俄乌冲突、巴以局势等为例，凸显安理会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一致行动”的困境。 原因——二战后制度安排与当下多极化现实产生错位。否决权源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制度设计，初衷是让主要大国留在体系内，通过制度化协调避免直接对抗。冷战时期，否决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失控摊牌”的作用。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与安全威胁形态已明显变化：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风险与人道危机交织上升，全球治理议题也扩展到供应链、能源、网络与气候等领域。另外，越来越多中小国家在维和、人道援助、发展议程与开放贸易中承担实际责任，但在安理会关键表决中的影响力仍较有限，权责不匹配带来的制度张力日益突出。 影响——热点处置难度上升，规则权威被消耗，外溢风险增大。安理会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其行动受阻不仅影响冲突当事方与地区稳定，也会削弱国际法治与多边合作的信心。当否决权被反复用于阻挡停火、人道通道等最低限度共识，外界更容易质疑安理会“选择性作为”，各方也可能转向阵营化、排他性安排，继续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凝聚力。对高度依赖全球航运与贸易链条稳定的中小国家而言，冲突外溢带来的航线安全、市场波动与供应链中断风险更为直接。新加坡长期强调海上通道与开放贸易的重要性，其在多边场合推动提升联合国有效性，也反映出小国对规则可预期性的现实关切。 对策——在“扩大代表性”与“限制滥用”两条路径上寻求可操作的改革组合。陈庆珠呼吁强化联合国作用，认为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多边机制仍是各国“必须共同维护的选择”。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长期存在多种主张：一是通过扩员提升代表性，吸纳更多地区性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二是为否决权设置政治约束或程序性限制，尤其在大规模人道危机、严重暴力冲突等情形下，减少否决权对集体行动的阻断。近年来，“自愿克制否决权”的倡议，以及在特定情形下强化大会作用的讨论持续升温。分析人士指出，改革难点在于需要同时兼顾宪章框架、现实可行性与大国关切；短期内全面取消否决权阻力巨大，但在提升透明度、完善问责机制与推动自我约束各上，仍存循序推进的空间。 前景——“责任再分配”或将成为联合国改革讨论的现实抓手。论坛主题聚焦“全球秩序的转折”，与会者普遍认为，多极化趋势下全球治理更需要制度性协调。陈庆珠在讨论中也谈及对美国角色的观察，认为美国仍将留在联合国框架内并继续承担相应义务。多位专家认为，这类表态反映了部分中小国家的务实思路：一上直面机制短板、推动规则完善；另一方面避免将多边平台推向对抗化，维持联合国作为最大公约数平台的运转条件。未来一段时间，随着地区冲突与全球性风险并行上升，围绕安理会扩员、否决权规范使用以及提高决策透明度等议题的讨论预计将继续升温。改革难以一蹴而就，但以“增量式改良”推动可执行变化，可能成为更现实的路径。
当马六甲海峡的守望者发出改革呼声，指向的不只是小国的生存策略，也是在追问国际治理体系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从雅尔塔会议到今日北京，从“五国协调”到多元共治，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找集体安全与主权平等之间的平衡。陈庆珠的发言或可视为这场长期变革中的一个提醒：任何国际机制能否保持生命力，终究取决于它回应现实、顺应潮流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