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关键动力受制于人，重大工程呼唤自主突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航天、国防等领域的关键材料与动力体系基础薄弱，高性能燃料一度成为重大装备发展的突出瓶颈。彼时国际上对我国发展大功率火箭等能力存在封锁与限制，而缺乏可靠、可规模化生产的高性能燃料，涉及的工程难以从设想走向实施。国家战略任务的迫切需求，使燃料合成及工程化成为必须尽快攻克的关键课题。 原因——敢于突破既定路径，把风险留给自己。 1960年，关键燃料偏二甲肼的研制任务落到32岁的李俊贤肩上。面对既定技术路线与实际条件不匹配的矛盾，他与团队在反复实验后判断：当时条件下“气相法”难以实现，“液相法”更符合工程实际。改变路线意味着承担更大风险，也可能影响进度。李俊贤决定转向液相法研究，并明确表示“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份担当来自对科研规律的尊重，也来自对国家需求的清醒判断——关键时刻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让重大工程停在等待中。 影响——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托举重大工程的“国之所需”。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半年多内取得突破，成果被评为当年工业交通战线重要成果之一。李俊贤随即将重点转向工程化与规模化生产。1966年，他接到调令奔赴青海偏远地区，负责建设我国第一条偏二甲肼装置。从首都到海拔两千多米的山沟荒原，意味着生活条件、医疗保障与家庭团聚都要作出取舍。 在青海工作的16年间，团队住简易土房，面对高寒缺氧和物资匮乏，生活保障一度紧张。李俊贤长期胃病仍遵循在一线推进建设。1968年，我国首套自主设计、采用液相氯胺法工艺的偏二甲肼装置建成投产，产品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关键燃料从“做得出来”到“稳定生产”的跨越。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其动力体系中就有这项自主研制燃料的贡献。李俊贤后来回忆，当时大家很少谈困难，更常问的是“任务完成没有”，因为心里只有一件事：把国家急需的东西尽快做出来。 对策——坚持“世界一流”导向，拒绝以“差不多”换“稳妥”。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海军部分装备在推进剂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能量不足成为关键短板。新一代鱼雷高性能推进剂研制任务再次交由李俊贤承担。团队经过一年多高强度攻关在实验室取得突破，使关键指标达到国外公开报道的先进水平。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从实验室走向吨级工业化生产，需要更系统的工程能力，也需要更坚定的路线选择。 1975年相关会议上，使用部门提出先采用国内已能生产、难度较小的替代燃料，以求“稳妥”，待新燃料完全成熟后再迭代。李俊贤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做法会让装备性能直接落后一代，形成长期被动。面对分歧，他坚持以性能需求为牵引、以工程化可实现为边界，强调关键领域必须对标先进标准、力求一次到位，反映了“要搞就搞世界一流”原则。其现实意义在于：重大工程经不起低水平重复，也难以承受“先凑合再升级”的时间与机会成本。 前景——以精神遗产激励创新体系建设，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李俊贤不仅在高性能燃料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也是我国聚氨酯工业的奠基者之一。他推动形成从基本原料、助剂到多类聚氨酯制品的成套技术，为我国成长为全球重要的聚氨酯生产与消费大国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回顾其科研轨迹可以看到，每一项成果背后，既有个人投入，也体现了我国在关键材料、核心工艺、工程放大与产业链协同上的系统推进。面向未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仍需坚持需求牵引与基础研究并重，坚持工程化能力与质量安全并重，坚持用全球视野对标一流、用体系化组织保障突破，持续提升重大装备与战略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
从戈壁滩上的实验室到浩瀚太空的火箭尾焰，从简陋的自行车到大国重器的跨越，李俊贤用一生践行了“国家需要就是前进方向”的信念；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他的精神依然提醒我们：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敢于选择更难但更正确的路。真正的科学家，把国家需求放在首位，用专业与坚守推动自主突破，为民族复兴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