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游商占道与民生需求并存，治理面临“两难” 冬日清晨，成都市双流区川酒生活广场附近，摊位依序摆放、食材分类陈列、热气与人气交织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过去一段时间里部分区域游商占道经营带来的现实困扰：道路通行效率下降、卫生保洁压力增大、食品安全与消防安全隐患叠加，居民投诉时有发生。此外，摆摊群体多为灵活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流动经营是重要收入来源。城市既要维护公共秩序，也要守住民生温度，简单“清退”难以持续，放任不管又会影响城市运行品质，“便利”与“秩序”的矛盾在基层一线集中显现。 原因：需求多元叠加治理供给不足，关键在于“有序承载” 梳理矛盾的背后，不难看到三上原因：一是城市空间资源紧张，热门商圈、交通节点周边天然聚集人流与摊贩，若缺少承载平台，游商易外溢到道路红线内形成“堵点”；二是部分摊贩经营具有时段性与季节性，夜间经济升温、节假日消费旺盛时，叠加出摊高峰与管理难度；三是传统管理方式更偏向末端执法，若缺少前端规划、设施配套与服务赋能，摊贩“游击式经营”难以根治。成都调研中形成共识：治理的着力点不在“禁”，而在“疏”；不在单一执法，而在构建能让需求被看见、被安置、被规范的公共服务体系。 影响：归集疏导提升城市运行质效，也拓展就业与消费空间 以双流区为例，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好市”品牌便民集市，已形成17个规范点位，吸纳750余户游商入驻。数据变化折射治理成效：周边交通拥堵指数下降约15%，对应的投诉量减少约75%，摊贩收入也更趋稳定。锦江区通过设置夜市试点、金牛区围绕“烟火抚琴”建设夜间疏导区域，让零散游商有了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经营者告别“风里来雨里去”的不确定性。对市民而言，规范化市集与夜市在一定程度上补齐了社区商业服务供给，便利度提升；对城市治理而言，集中设置与规范管理，有利于降低执法成本和社会摩擦，推动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治理”。 对策：疏堵结合与精细治理并举，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一是以空间供给破题，构建“可摆、限摆、禁摆”的治理框架。成都因地制宜划分禁摆区、限摆区、容摆区，将游商聚集点位逐步纳入规范体系，明确经营边界与时间窗口。夜市实行限时限地经营，集市按需设置业态，引导摊贩从道路节点回归规划点位，实现“人气聚而不乱、经营旺而有序”。 二是以设施配套托底，补齐安全与环境短板。各地在疏导点统一完善水电、排污、消防等基础条件，通过导视标识、灯光装置等提升辨识度与环境品质，并通过功能分区将重油烟业态合理安排，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兼顾夜间消费活力与社区安宁，推动便民服务与城市品质同步提升。 三是以服务赋能增效，把治理与就业帮扶相衔接。成都探索“城市管理+就业帮扶+技能培训”模式，开展经营规范、食品安全等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流程，设立管理热线与快速处置机制，并对困难群体提供优先摊位等支持，将“管住”与“扶起来”结合起来，增强摊贩依法经营、规范经营的能力与意愿。 四是以多元共治固化成效，推动“管理对象”变为“治理伙伴”。通过组建夜市管家队伍、引入专业运营主体、完善经营公约与信用管理制度等方式，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运行机制，用红黄牌提示、信用积分等手段促使自我约束与互相监督常态化，形成政府、社区、经营者、专业机构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 前景：从治理“点位”走向治理“生态”，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样本 流动摊贩治理看似是城市管理的“小事”，实则牵动就业、消费、社区服务与公共秩序的“大文章”。成都的实践表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能管住”，更体现在“会服务”“善引导”。下一步，随着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再开发持续推进，便民市集和夜市疏导区仍需在规则透明、业态优化、食品安全追溯、环境噪声控制以及应急保障各上持续完善，同时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精细管理能力，推动“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与夜间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更重要的是，坚持问需于民、因地施策，把群众感受作为治理标尺，才能让政策更精准、运行更稳定、成效更可持续。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成都的经验表明，平衡秩序与民生需要智慧和温情。通过疏堵结合、精细管理，既能维护城市环境，又能保障群众生计，为全国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