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村镇银行“退出潮”加速，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 近期，监管部门发布批复信息显示，扶风浦发村镇银行、韩城浦发村镇银行、黔西南义龙浦发村镇银行获准解散，对应的资产、负债及业务由浦发银行依法承继。以浦发银行体系为例，自2008年四川绵竹发起设立首家村镇银行以来，该行在全国19个省市设立28家村镇银行，机构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随着改革推进，浦发系村镇银行退出市场的节奏明显加快，目前仍存续机构数量已明显减少。 此变化并非个案。公开信息与业内统计显示，2025年全年村镇银行退出数量达到310家；今年以来，已有37家村镇银行退出，涉及多家主发起行体系。村镇银行由扩张期转入整合期，成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重要观察窗口。 原因——政策导向、治理短板与区域改革协同共振 业内认为，本轮加速退出背后，至少有三上因素叠加。 一是顶层政策从“处置风险”向“优化供给”演进，强调以更高质量的机构体系服务实体经济。中央层面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部署近年不断细化，从“统筹化解风险”到“稳妥处置风险”，再到“加快减量提质”，政策信号更加强调结构性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监管部门亦年度工作会议中提出，统筹规划、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合理优化机构布局。 二是部分村镇银行在快速发展阶段积累的治理与管理问题需要系统性整改。村镇银行设立初衷是补充县域、乡镇金融供给，但在实践中，个别机构存在股权结构分散、公司治理不健全、主发起行跨区域管理半径过长、内控与风控能力不足等共性短板。加之市场竞争加剧、经营成本上升、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提高，推动部分机构通过解散、并购、改制等方式“瘦身提质”。 三是地方金融改革与省级农商银行（农商系）整合进程加快，形成“区域性集中重组”的制度条件。2025年退出数量居前的部分地区，与省级农商银行组建、农信系统改革推进密切相关。通过吸收合并、统一法人、整合牌照等方式，有利于提升资本实力、风控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也使村镇银行退出更具制度化路径。 影响——稳定与效率并重，县域金融服务模式面临再校准 从风险防控角度看，依法有序退出并由主发起行承继资产负债，有助于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稳定预期，推动风险在更大资本与更强管理能力的平台上实现“可控、可化、可持续”。对客户而言，存贷款、支付结算等业务的连续性安排，是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 从金融供给角度看，村镇银行数量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县域金融“空心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服务能力是否随之提升：一上，机构整合有助于减少同质化竞争和管理成本，把有限资源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县域民营经济；另一方面，若整合过程中出现网点收缩、审批链条拉长、风险偏好变化，也可能对部分边远地区金融可得性带来阶段性影响，需要通过监管引导和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加以对冲。 从行业生态看，本轮改革将加速中小银行体系分层分化：治理完善、定位清晰、风险可控的机构有望在本地深耕中提升竞争力；而资本补充困难、管理半径过大、商业模式单一的机构将面临更强的整合压力。 对策——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突出“三个到位” 推进“减量提质”，关键在于把握节奏、守住底线、提升质量。 第一，风险隔离与承继安排要到位。对解散、合并等事项，应明确承继主体、客户权益保障、业务连续性方案与信息披露要求，防止因程序不清引发市场误读。 第二，治理与内控改造要到位。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应强化穿透式管理，压实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责任，完善授信审批、关联交易、同业与表外等重点领域制度约束，提升数据治理与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 第三，县域金融服务供给要到位。推动机构整合的同时，应通过设立普惠金融专营机制、优化授信模型、推广数字化渠道、完善尽职免责与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保持对“三农”和小微的金融支持力度，避免“撤并即撤责”。 前景——“减量”之后更看“提质”，服务实体成为检验标准 展望未来，村镇银行改革仍将沿着“稳妥、有序、可持续”的方向推进。预计在监管统筹和地方改革协同下，解散、吸收合并、改制重组等路径仍会并行，机构数量继续优化，同时更强调资本约束、风险约束与服务能力建设。对主发起行而言，如何在承继与整合过程中实现风险出清、管理升级与业务再定位，将直接决定改革的综合成效。
从快速扩张到精耕细作，村镇银行十六年发展历程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在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的双重目标下，“减量提质”既是市场出清的必要过程，也是服务能力升级的重要契机。如何平衡机构数量与服务覆盖、风险防控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将成为下一阶段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