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红色资源如何转化为法治教育的“可用教材”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各地普遍面临一道现实考题：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但如何从“参观式纪念”走向“体系化育人”——让公众既读懂革命历史——也理解其中的法治精神，并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基层普法路径。太行山深处的中马峪村，曾是抗战时期敌后政权的重要驻地。如何把散落的史料、旧址与口述记忆整合起来，变成可触可感、可学可用的法治课堂，成为当地探索的重点。 原因——敌后根据地法治实践为基地建设提供独特历史支撑 史料显示，1937年底至1945年，中马峪一度承担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县政府职能。在战争环境下，当地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尝试建立司法治理体系：围绕土地、婚姻、治安等治理重点，形成制度安排，开展民事调解与刑事审理，留下卷宗、法令汇编等文献。1938年承审机构挂牌后，“一审终审”、巡回就审等做法，说明了便民司法与基层治理相结合的思路；部分刑事案卷留存至今，成为研究边区司法的重要依据。也正是这段“边打仗、边建制”的实践，使中马峪具备把红色叙事与法治叙事贯通基础。 影响——从旧址保护到价值传播，形成红色法治教育的示范效应 围绕“让史料说话、让旧址发声”的思路，当地法院系统与涉及的单位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展陈建设，将冀西游击队司令部、承审处、专署、看守所、调解处等五处旧址串联成线，形成集展示、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教育空间。展陈不仅呈现机构沿革、案件卷宗与法令汇编，也通过制度条文、历史照片和典型事件，展示敌后治理的法治取向：对违法行为形成震慑，对民事纠纷强调调解，对婚姻制度倡导平等与自由，对军属权益给予制度化保障。基地纳入固定展陈体系后，规范化水平更提升，推动红色法治资源从“地方记忆”走向“公共教育”。 对策——用沉浸式传播增强法治教育的到达率与感染力 实践表明，单纯陈列难以满足多元化学习需求。基地在教育设计上强调参与感与代入感：在旧址场景中组织重温誓词、现场讲解，通过空间体验强化对纪律与自由边界的理解；设置互动环节，模拟当年调解流程与司法处置，让参观者直观理解“程序”“证据”“调处”等法治概念如何回应社会稳定与民生诉求；将典型事件与制度文本结合呈现，帮助参观者形成“法治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治理工具与价值选择”的认识。通过单位组织学习与社会团体参访相结合，基地逐步实现常态化开放与分众化教育，提升普法实效。 前景——深挖史料与数字化升级，推动“红色+法治”融合走深走实 面向下一阶段，当地计划继续系统梳理边区司法档案、口述史与地方文献，完善史料链条与叙事体系，在保护前提下提升展示的专业性与学术支撑。同时，顺应传播方式变化，推进数字展陈与线上学习资源建设，把分散的卷宗、法令与故事转化为可检索、可学习、可互动的公共产品。业内人士认为，若进一步打通红色旅游、研学教育与基层治理实践之间的连接机制，有助于将基地建设为区域法治教育的重要节点，也为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从烽火岁月里的司法探索到新时代的法治课堂，中马峪村的实践说明：红色资源的生命力，来自持续的转化与应用。当旧址墙上的历史文书与数字化展陈相互映照，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回声，更是法治理念在当下的延续。这片曾孕育革命火种的土地，正以更贴近公众的方式，写下法治中国建设的基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