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写的，是把历史上的事儿和现在的廉文化搁一块儿看。钟小骏给陈廷敬写这本书，本来是临时起的念头。结果写着写着，就写了好几稿，最后成了现在这本放进“山西廉政文化丛书”的版本。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一路走了十年，内容可丰富了，也更有文采了。大家伙儿常说写传记就是“七分实七分虚”，我不这么想。文学不是按固定标准写的，就算有点灵活的地方，也就只能在边角料里改改，根本改不了多少事实，反而是给传主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粉。人看着胖了，其实虚得很，这跟写传记的本意就背道而驰了。写传记主要不是给人补漏，而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把传主的精神理清楚。把他当个人来看、来理解、来编排，最后让他自己在读者心里出现。所以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就特别重要。既然想象和虚构对写传记贡献不大，那是不是就得把宝全押在史实上？也不一定。因为史实只是史官写在书上的事实，我们得小心地把那些带着语言幻觉的东西给滤掉。这就包括史官的主观意见、那些不合逻辑的假话还有传主不可靠的自说自话等等。这些还没说完写历史人物传记的要点，只要抓住这几点，就能把钟小骏写的《独持清德陈廷敬》这本书撑起来了。先来说说理由，再讲讲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陈廷敬9岁那年写了首诗《咏牡丹》，当时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天才。钟小骏却闻到了这首诗的“神童”味儿：陈廷敬私底下学的精神教父薛瑄写过“独卧地上”的蛤蟆；往前推到唐太宗李世民，那是“独坐井边”；往后到薛瑄的同事张璁，就成了“独蹲池边”；再到“独坐池塘”的“虎踞”新说法，例子多得很。 第二个事实是：陈廷敬一辈子有多小心？14岁时童子试拿了第一去潞州府读书，生员里有个于秀才老爱抱怨新朝廷。陈廷敬给他讲了文章道理后，他才明白学业的道理。这是谨慎说话。顺治十六年22岁时，因为有个叫陈敬的同僚犯了事被皇帝赶走了，他就把名字从陈敬改成了陈廷敬。这是小心做人。给康熙帝讲课的时候，一定要谦虚地说“这是我一家之言”。这是小心行事。退休后死在任上。这是小心到底。钟小骏之所以能在陈廷敬的经历里发现这“四慎”，其实是想表达一种生存之道：谨慎才能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才能勤奋工作。对于清官来说勤奋很重要。陈廷敬要是不勤奋也不会死在任上。这么看下来钟小骏写到勤奋时随便举例子也很正常。 第三个事实是：陈廷敬小时候家里很有钱是地方上的大户人家根本不缺钱；他聪明好学就算经历了战乱也没在经济上吃亏过。再加上父母和家风的教导这样的底子比那些出身寒门的清官强多了。陈廷敬清廉主要还是他懂廉洁的道理。就是建立劝廉的制度。事情上升到制度层面就有规矩了。清廉也从私人的操守变成了大家都遵守的契约。书里举的《请严督抚之责成疏》《请议水旱疏》《抚臣亏饷负国据实纠参疏》《制钱销毁滋弊疏》这些例子目的不在于临时补漏而是关乎廉洁的民生问题。“节约钱财要在有钱的时候做”这话说得很准找到了清廉的来源。对官员和百姓来说这都是通向公理公义的路。 开始是为了廉最后还是为了廉从清官变成老百姓不是吗？这正是陈廷敬一生想传达的理想声音吗？钟小骏传达了这个声音他因此和这本书一样真实一样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