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市固废增量压力与资源约束并存。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以及快递包装等固体废物产生量持续上升。如果处置仍以末端清运、填埋、焚烧为主，不仅加重环境承载压力，也会让可回收物“混入垃圾”、再生资源“流失浪费”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让废旧物资实现规范回收、清洁分拣和高值利用，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绕不开的课题。 原因——“收得起来、分得清楚、用得出去”曾是薄弱环节。业内人士认为，过去一些地方的回收体系存网点分散、服务不稳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在社区端，缺少便利可及的交投渠道，“最后一百米”不顺；在中端，分拣能力不足导致品质不稳定，难以匹配规模化加工需求；同时，二手交易、再制造等环节的标准和监管相对滞后，影响居民参与意愿，也制约行业规范发展。叠加碳减排约束趋严、资源价格波动等因素，回收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已成必然。 影响——循环体系逐步成型，带动治理方式与产业结构同步升级。按照《成都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年）》部署，成都用半年左右时间集中补齐网络与能力短板，将“回收—分拣—转运—加工—再利用”串联成链：社区端，2849个社区回收站（点）嵌入居民生活圈，让再生资源回收从“绕路”变成“顺路”；中端，24个专业分拣中心提升分类精度与处理效率；运输端引入新能源货车等绿色运力，推动收运过程低碳化。同时，“互联网+回收”与“天府市民云”等平台实现对接，居民线上下单、回收员扫码称重、同步结算，降低参与门槛，推动垃圾分类从“靠自觉”更多转向“有服务”。截至2023年5月，全市建成500余个“碳中和”小屋、绿色快递网点，探索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线上线下融合的路径。 产业端变化更具带动效应。成都推动再生资源向集聚化、差异化、高端化延伸，围绕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物、废纸等形成专业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通道；塑料瓶、废旧轮胎、废纺织品等进入彭州、大邑等再生资源集聚区，通过技术和装备升级提升附加值，带动“旧件回收—拆解—分拣—回用件销售—再制造零部件—终端产品”的链条更夯实。另外，二手交易也从自发零散走向更规范的发展：鉴定、评估、分级等指引逐步完善，高校站点式二手交易实体店提供可复制样板，“互联网+新型二手交易”下沉社区；二手车限迁取消等政策释放跨区域流通潜力，推动存量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对策——以标准化、数字化和高值化提升体系韧性。业内普遍认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要走得更稳，需要持续从三上发力：一是强化源头分类与规范投放，提高可回收物“洁净度”，从而提升分拣效率和再生品质；二是完善标准体系与监管机制，推动回收、分拣、再制造、二手流通等环节可追溯、可评价，降低交易风险与安全隐患；三是加快“城市矿产”高值开发，推动废旧锂电池梯次利用、废旧金属短流程冶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精细化拆解与关键部件再制造等技术落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竞争力。减碳效益上，涉及的测算显示，每回收利用1吨废钢铁约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吨，每回收利用1吨废铜可减少5.8吨，每回收利用1吨PVC废塑料可减少约1.72吨；再制造可节省70%—98%新材料使用、减碳79%—99%。这些“可量化”的减排如果能在城市日常运行中持续累积，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前景——从“垃圾治理”走向“资源治理”，城市竞争力将被重新定义。随着政策体系、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和产业链合力推进，循环利用不再只是环卫末端的处置问题，更会成为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绿色创新能力和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成都若能在再制造标准、再生产品应用场景拓展、跨区域协同回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等持续突破，有望进一步提高再生资源高值利用比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循环经济样本。
成都的实践表明，“垃圾革命”不仅关乎环境卫生治理，也是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当每一件废弃物都能找到更合适的去向，“无废城市”的图景就会一步步落地。在全球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这种以系统方式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模式值得更多城市参考。未来如何深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社会参与，仍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