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大气污染防治进入深水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作为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的重要前体物，治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然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的推进过程中，部分企业在获取新改扩建项目总量指标、确认存量许可排放量、将减排量转化为可交易指标等环节仍面临口径不一致、程序衔接不畅、核算数据不足等问题。规则越清晰，市场运行越高效，管理越具可预期性。此次技术规范的出台，旨在通过统一的方法学和流程，提升排污权核定的可操作性和公信力。 原因——从治理机理来看，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对臭氧生成的敏感性不同，且排放来源多样、时空分布复杂，仅靠末端治理难以满足区域协同减排需求，必须将“总量控制、许可管理、交易调节”有机结合。此外，企业在项目审批、许可证变更、减排工程验收等环节涉及多部门协调，若缺乏统一的核定标准，可能导致指标核定偏差、减排量重复计算、交易标的不清等问题。规范以“环评—许可—交易”全链条为主线，明确了新增、初始、富余等不同类型排污权的核定边界、依据材料和责任主体，有助于实现制度闭环管理。 影响——规范首先强化了新增排污权管理的“入口关”。对于需要新增总量指标的新（改、扩）建项目，明确要求在编制环评报告书（表）、纳入免办环评的排污许可“一次审批”以及发生非重大变动等情形下进行新增排污权核定，并与削减替代要求衔接，确保新增排放量在总量约束下实现“有据可核、应买尽买、按证登载”。此举不仅提升了建设项目落地的规则确定性，也促使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统筹考虑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减排路径。 同时，规范对初始排污权的确定提供了清晰依据：以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排放量为基准核定，并将有效期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期对应。若排放标准或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变化，需重新核定，且初始排污权不得突破更新后的排放标准限值。这个安排既表明了“以证管排”的制度逻辑，也为未来标准升级预留了动态调整空间。 在富余排污权上，规范设置了更严格的“出口关”和可交易性门槛：明确2026年2月1日之后完成的减排工程（措施）可申请核定富余排污权，涵盖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氮氧化物深度治理、含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源头替代、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清洁能源替代等路径；减排措施须满足“可监测、可统计、可考核”要求，并需相应排放口安装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控设备并完成联网备案。富余排污权的核定原则上以“实施前许可排放量”与“实施后按规则测算的年排放量”差值确定，且不得超过有关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测算的减排量；已用于建设项目“以新带老”的减排量需扣除，避免重复计算。这些规定有助于引导企业将真实、稳定、可核查的减排成果转化为可交易资产，推动市场机制向高质量减排倾斜。 对策——规范在程序设计上强调部门协同与流程简化：环评报告书（表）项目的新增排污权由企业在环评阶段提出申请，由具有环评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核定并出具核定单；其他情形则与排污许可证申领同步进行，由具有许可证核发权限的生态环境部门直接核定，减少企业多头跑动和重复申报。初始排污权原则上在许可证申领环节一并核定，提高管理效率。富余排污权则需在减排工程验收后或取得关停证明的当年提出申请，并提交核算技术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淘汰证明等材料，强化“工程—数据—结果”的证据链条。通过将核定单作为关键管理载体，深入夯实排污权登记、使用、交易和监管基础。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技术规范的落地实施，上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将更加注重“总量约束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一上，新增排污权核定与替代购买规则的明确化，将促使企业项目立项和工艺选择阶段优先采用低排放、低溶剂、清洁能源等方案，从源头减少对指标的依赖；另一上，富余排污权核定强调在线监测和稳定运行数据，将推动企业从“建得起”治理设施转向“用得好、管得住”，同时提升对减排真实性的监管能力。未来，排污权交易有望进一步激励结构性减排和深度治理项目，推动大气污染治理从末端控制向系统治理和协同减排加速转型。
排污权制度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权责清晰、核算精准、执行有力”。上海通过技术规范统一核定口径和程序，串联环评、许可、监测、减排与交易各环节，既为市场化机制提供了可靠的“计量尺”，也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奠定了制度基础。下一步，还需在数据质量管控、跨部门协同、执法核查与信用约束等形成合力，确保每一份排污权经得起核验、用得其所、真正促进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