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冬天，京都的刻刀首次在《隐元禅师语录》上刻下了字。唐世济在晋昌写就了《黄檗隐元禅师语录序》，而山阴的王谷则写了另一篇序。性崇把这十八卷经板投入火炉。在这种时刻，仿佛当年焦土上的钟声也跟着渡海来到日本。性崇在牌记上只写了“重刻”二字，把隐元东渡到扶桑的全程重新照亮。虽然大家推测这本书的底本是嘉兴藏的方册旧本，可是通篇只附了这两篇序。更有意思的是，王谷的序在《费隐禅师别集》和《黄檗山寺志》里都缺了落款。翻检嘉兴藏才发现完整署名：原来这篇序文在1642年就写定了，只是辗转才到了性崇手里。玄生上人把隐元开堂语录给王谷看。王谷读过以后发现里面内容宏大。于是玄生“嘱余序”。王谷还提到他也是唐世济门下，感到很荣幸。这个十八卷本在江户幕府锁国最严的年代上市了。虽然当时环境紧张，可这本“重刻”小册子还是像火种一样点燃了日本禅者对临济风味的兴趣。三百年里这本书在扶桑不断翻刻重印，成为研究隐元禅师最重要的资料。最后这一声“重刻”的铜锣声留下了余震性。这告诉后人真正的传灯不需要华丽包装，只需要一刀一刻就可以让灯火长明不灭。 这十七世纪开始的余震性崇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就把十八卷本的《隐元禅师语录》放进书肆里。这时候正是江户幕府锁国政策最严的时候。可是这本书依旧像火种一样把临济宗的风格传递到了日本。甚至让东瀛的禅者第一次系统读到了那种不依赖外在、不复杂的宗风。这种气息又一直延续到了后来三百年中，在扶桑不断地被翻刻重印着。 直到现在，大家研究隐元禅师乃至临济宗时最常参考的第二手资料就是这十八卷本了。而那个写在牌记上的“重刻”二字也像铜锣声一样久久回荡着。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传灯其实不需要多么金碧辉煌，只需要这一刀一刻、一字一句就足够了。 因为这样的传承才能让灯火漂洋过海长明不灭啊。 1655年冬京都的刻刀发出了一声脆响：这是《隐元禅师语录》的第一声铜锣。它在山阴王谷的笔下被写就后又辗转传到了扶桑这边。性崇用火炉把十八卷经板烧红再投入其中：那个时刻仿佛把二百多年前那片焦土上的钟声也一起带到了这里。牌记上只写了“重刻”二字却把隐元东渡、传灯扶桑的全过程重新照亮了起来。 学者们推测底本很可能是嘉兴藏的方册旧本，但通篇只有崇祯壬午夏仲晋昌唐世济和山阴王谷写的两篇序。有趣的是王谷的那篇序在费隐禅师别集与黄檗山寺志中都缺了落款：直到翻检嘉兴藏第27册才发现完整署名——原来早在1642年就已写定。 玄生上人手持隐元开堂语录给王谷看：“总从正脉中发扬展拓”。王谷也写到自己是出老人之门忝为其弟：这份同门情分写得十分温情脉脉。性崇把这十八卷送去书肆时正是江户幕府锁国最严的年代：可这本“重刻”小册子还是像火种一样点燃了远在东瀛的日本禅者对那种不依傍不支离的临济风味的兴趣。 此后三百年里它在扶桑屡经翻刻重印成为研究隐元乃至临济宗最重要的第二手资料：那一声“重刻”的铜锣也永远留在牌记里提醒着后人：真正的传灯不必金碧辉煌只需要一刀一刻一字一句就足以让灯火漂洋过海长明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