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人把科学和人文完美结合在一起，他就是杨叔子。九江市同文中学是他学生生涯的一个重要驿站。他还是一个在抗战期间逃难的孩子，这个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成长。1938年，日本侵略者逼近江西湖口，5岁的杨叔子和家人一起逃离家乡。他的父亲杨赓笙在摇晃的船上给他讲《静夜思》，讲述游子思乡之情。这首诗成了杨叔子无论何时何地都随身携带的精神坐标。抗战胜利前夕，杨叔子进入江西中学学习。他语数外成绩非常优秀，但化学成绩却很差。尽管如此，九江市同文中学的考官们还是给他了录取机会。杨叔子通过努力把化学成绩提高到了全班第二。从高小到中学，杨叔子经历了八次转学。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并没有消磨掉他求学的热情。老师们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付出了很多努力。校长亲自授课，黄问孟老师写着“光荣考试”就离开了教室，确保没有人作弊；总务主任吴子彦为了让臭虫先死学生再睡而亲自煮床杀臭虫。这些细节一直被杨叔子记在心里。 进入中学后，杨叔子开始注重独立思考。虽然小时候只会背古诗不会背乘法口诀，但他决心把短板补成长板。《中庸》中的一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他养成了“先想清楚再下笔”的习惯。 在大学期间，杨叔子努力学习外文知识。他把单词书背到厕所门口昏黄灯光下继续学习。这种坚持让他成了“活字典”，并第一时间读懂国外最新论文。 1994年的时候，一封学生来信点燃了“人文风暴”。这封信吐槽英文不及格但错别字却很多的情况引起了杨叔子的注意。他把信拍在校长办公桌上，强调语文不过关也不配谈科学。当天就拍板规定所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必须通过“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合格不发学位证；同时开讲人文系列讲座。 杨叔子对中学文理分科制度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分割知识会阻碍创新能力培养。于是他把博士答辩流程升级为“两门课”：先背《老子》，再背《论语》前七篇；论文答辩前再默写一遍。 科学和人文就像一对翅膀一样，只有同时发展才能让中国大学走向未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技术会落后，没有人文精神会异化。 从信号处理到《老子》背诵，从人工智能到错别字测试，杨叔子用一生证明科学与人文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比翼鸟的双翅。今天当“人文风暴”仍在校园回荡时，“活字典”的故事仍在厕所门口昏黄灯光下闪光。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不倒既需要能造芯片也需要会写诗；既需要会算算法也需要思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