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超大城市如何高密度发展中兼顾传承、生态与民生，是全球城市治理共同面临的难题。广州作为人口规模大、功能高度集聚的国家中心城市，一上承载两千多年城市文脉与外向型商贸基因，另一方面也面临老城空间紧张、生态资源稀缺、产业升级压力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水安全挑战。如何不牺牲历史记忆与自然底色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增长，考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前瞻性。 原因——此次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提名，关键在于广州将城市治理从“单点改造”转向“系统集成”，把历史保护、生态修复、公共服务与产业转型置于同一框架协调。其做法强调三条主线：一是以长期主义处理历史街区与城市更新的关系，避免“大拆大建”带来的文化断裂与社区替代；二是以自然为本重塑城市生态结构，在中心城区嵌入湿地、绿道与生态廊道，提升环境质量与城市韧性；三是以人民参与优化治理过程，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共治机制提升公共项目的社会接受度与运行效率，同时以绿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支撑城市动能转换。 影响——在历史传承上，广州坚持“城址未迁、文脉不断”的城市连续性理念，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区实施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更多采用微改造、渐进式改善。以永庆坊等项目为代表，传统骑楼风貌、非遗技艺与现代消费业态得以共生，老街区从“空心化”转向“可居可业可游”，文化资源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形成可观察、可复制的更新路径。涉及的实践入选国家层面城市更新案例，反映出其方法全国范围的示范效应。 在生态治理上，广州把生态空间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进行重构，通过生态源地、迁徙廊道与骨干生态廊道的联通，增强生境连续性；依托绿道、郊野风景道等慢行系统，推动“300米见绿、500米入园”的公共可达。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实践尤具代表性：城市核心区选择“只征不转、长期保护”，以自然解决方案保留传统鱼塘肌理，实现生态修复、科普教育与文旅消费的协同增益，推动生态价值向发展优势转化，说明高质量发展并非依赖对自然空间的挤压。 在治理方式上，广州推动公共事务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深化，形成“居民—专业力量—社会组织—基层治理”协同的参与机制。通过让居民参与设计与决策，既提升更新方案与真实需求的匹配度，也降低项目推进中的摩擦成本。典型案例显示，一些过去被视为“邻避”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技术优化与公共空间再造，转化为可达、可感、可参与的城市公共资产，实现从“抵触”到“受益”的认知改变，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 产业与空间关系上，广州以中新广州知识城等平台探索产城融合与低碳转型的同向发力：通过紧凑布局与15分钟生活圈配置公共服务，减少通勤消耗；以海绵城市、绿色建筑与分布式能源等手段降低开发与运行过程的碳排放；同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国际优质要素集聚——推动从传统工业“烟囱经济”向创新驱动与绿色制造升级。其意义于，产业升级不再与城市宜居对立，而是通过空间组织与绿色技术实现“在城中发展、在发展中改善”。 在海洋与韧性治理上，广州作为河口型海洋城市，面临风暴潮、咸潮入侵与海平面上升等复合风险。南沙等地推进海岸带生态修复，探索以生态海堤、红树林恢复与湿地网络构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形成“防护—栖息—景观—产业”多目标协同。以水鸟栖息地恢复等成效为例，表明生态工程不仅增强自然系统的稳定性，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可靠的安全底座。 对策——从广州经验看，超大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需要把握四个关键抓手：其一，以制度化规划与精细化治理支撑历史街区更新，优先改善公共服务与居住品质，稳住社区人口与生活秩序；其二，以生态网络与自然解决方案为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海，推动生态资产化与公共可达；其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与基层协商平台，提高公共项目的透明度与共识度；其四，以绿色产业体系为牵引推进产城融合，推动低碳技术城市建设、交通与能源系统中的规模化应用，并将海岸带韧性治理纳入长期投资清单。 前景——获得国际奖项特别提名并非终点，更是对持续治理能力的检验。面向未来，广州仍需在三上加力：持续推进老城更新与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均衡布局，防止更新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与社区排挤；继续提升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与抗风险能力，以应对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新挑战；在更大范围内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通过规则衔接、要素流动与创新平台互联，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拓展，广州有望在城市治理知识分享、示范项目共建与可持续发展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广州的经验表明，超大城市提升竞争力需要系统性思维：通过精细化更新改善老城生活品质；构建生态网络提升环境质量；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加强海岸带韧性建设；未来，广州还需防止过度商业化、应对极端天气、深化区域协同诸上持续探索。这些实践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参考，也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