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动能增强与结构性短板并存。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增长的空间收窄，扩大内需、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消费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继续显现。同时，居民消费率仍40%左右，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明显；服务消费占比偏低，供需错配、群体分化、制度约束等矛盾在消费升级过程中更加突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但在“买得起、买得好、买得安心”上仍有堵点。 原因——政策供给、体制机制与供给能力需要同步补齐。一是部分领域政策配套不足。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消费优势在于长期性、刚性和高频性，对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依赖度高，涉及的政策工具、法律规则和标准体系仍待完善，影响新供给形成与消费预期稳定。二是收入分配与就业结构压力制约消费能力。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收入增长预期、就业稳定性、劳动报酬占比等因素影响消费意愿，部分群体仍存“想消费但不敢花”的情况。三是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托底功能仍需增强。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支出不确定性易推高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抑制服务型、品质型消费扩张。四是部分消费领域仍存在准入限制与监管规则滞后，新业态新模式在审批、标准、治理各上面临适配问题，供给侧创新与需求侧升级之间尚未形成更顺畅的良性互动。 影响——关乎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发展韧性。提振消费既是扩大内需的现实选择，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举措。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需波动加大，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更显重要。若消费不足与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将影响经济循环畅通，制约服务业吸纳就业与产业升级；反之，消费潜能有效释放将带动供给升级、促进就业扩容、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正向循环。以冰雪经济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既反映服务消费仍有巨大空间，也凸显供给质量与制度环境对消费扩容的关键作用。 对策——统筹“释放当期潜力”与“增强长期能力”。提振消费需要处理好政策发力与改革发力的关系，既稳住当前预期，也夯实持续增长基础。 第一，延续并优化促消费政策组合，提升政策精准性与协同性。持续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设计，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资金拨付和监管机制等环节优化实施，提高政策可及性与透明度；强化财税、金融、产业、投资与消费政策联动，推动政策效能叠加，带动绿色、智能、适老等升级型消费扩张。 第二，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提升供给质量，破除不合理限制。围绕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推动放宽准入，鼓励业态融合与场景创新，完善与新业态相匹配的管理办法和标准体系，提升服务供给的多样性、便利性和安全性，让“愿意花钱”有更优质的选择。 第三，把稳就业与增收入摆在更突出位置，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调节等举措，推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研究更有针对性的增收与减负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夯实消费扩大的基础。 第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保障等制度安排，提升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和保障水平，减少居民对大额不确定支出的担忧，增强长期消费意愿。 第五，健全促进消费的制度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完善信用体系与纠纷解决机制，强化价格、质量、售后等领域监管，严打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同时推进适配数字消费与平台经济的治理规则，提升市场秩序与服务体验。 前景——在“政策稳当前、改革利长远”中拓展消费增长空间。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服务供给提质扩容、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改革推进，我国消费市场有望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加快转向商品与服务并重，从“能消费”升级为“愿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将在更完善的制度供给与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支撑下，转化为更稳定的增长动能与更强发展韧性。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市场”，中国消费转型升级不仅关系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冰雪经济的热度与银发经济的潜力相互叠加，政策支持与改革红利协同释放，一个拥有庞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正在加快形成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新路径。打通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堵点，或将成为中国经济迈向下一阶段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