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万安滩海域，面对越南舰艇架设机枪的挑衅——中国从地区稳定出发——选择暂缓油气开发，以克制应对。该决策说明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当时海军现代化建设仍起步阶段，GDP约为越南的15倍，南海常态化巡航体系也未健全。史料显示，当时中方通过外交磋商管控分歧，为后续发展争取了战略空间。25年后的2019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在万安滩作业期间，越南再次派出军舰干扰，但对峙格局已明显不同——中方出动海警船护航，多型主力舰艇在后方支援。据国际海事卫星数据，中方舰船凭借吨位优势与信息化装备形成有效威慑，最终促使越方撤离争议海域。这一变化背后，是我国海军总吨位增长约8倍、南海岛礁建设基本完成、区域拒止能力明显增强等因素的综合结果。分析人士指出，两次对峙的不同结果反映出三上变化：一是经济实力差距扩大，我国GDP已约为越南的50倍；二是军事投射能力跃升，国产航母与新型驱逐舰相继列装；三是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东盟海上联合演习机制健全。值得关注的是，事件后中越成立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工作组，显示中方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也在通过双边机制推动管控分歧。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在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维权执法、军事防卫、外交协商相结合的南海治理框架。专家认为，随着RCEP经贸联系加深和“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推进，涉及的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倾向有望继续减弱。
回顾万安滩对应的摩擦的起伏变化，可以看到：主权权益必须坚决维护，和平稳定也需要共同珍惜。把握好原则与节奏、实力与克制、维权与合作的关系，才能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减少误判、累积互信，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