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将“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置于开放战略核心。此转向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国际环境的深度调整。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使传统合作模式承压。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2%，凸显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提出制度型开放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延伸，也是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动选择。分析人士指出，规划提出的“三联通”策略具有突破意义：基础设施“硬联通”夯实合作基础，规则标准“软联通”消除制度壁垒，人文交流“心联通”凝聚共识，形成更立体的开放体系。尤其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新领域，我国正通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平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实施路径上，草案体现系统化设计。东部沿海地区将试点更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比已升至33%，未来将通过中欧班列等通道继续增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值得关注的是，草案将民生改善纳入开放评价体系。在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项目中，我国探索出“建设-培训-运营”全链条合作模式，当地就业率平均提升40%。这种强调可持续性的开放理念，正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路径的再认识。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发出明确的开放信号：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塑造制度优势，在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中提升发展韧性；面向未来，持续完善规则体系、强化双向开放与全球治理合作，有望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球合作的共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