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产业繁荣带来纠纷增量，传统解纷方式面临“距离与成本”双重压力。 泗安位于省际交界区域，人员往来频繁、交易半径大。随着花木种植面积扩大、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交易链条更长、主体更复杂，合同履行、货款结算、运输损耗、用工管理、工伤与人身损害等纠纷随之增多。部分纠纷跨区域、跨平台发生，当事人取证难、沟通成本高；一旦矛盾进入诉讼程序，时间和费用支出上升，易影响生产季节安排与资金周转，也可能诱发连锁性争议。 原因——“美丽经济”特点是季节性强、交易频密、信用依赖度高等特征，叠加跨省要素流动，纠纷易基层积聚。 花木产业交易呈现订单零散、批次多、交付快，既有线下集市交易，也有直播带货、线上下单等新业态形态，交易证据分散、标准不一。加之临时用工比例高，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界定不清、伤害责任认定复杂。省际交界带来的管辖衔接、协同处置等问题，也使部分纠纷在基层“拖延”甚至“反复”。鉴于此，单纯依靠“起诉—审判—执行”的末端处置，难以有效适配乡村产业的运行节奏。 影响——诉源治理前移带来多重效益：降低诉讼增量、稳定产业预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围绕“纠纷不必都进法院”的治理导向，当地法庭将调解力量延伸到最前端：一上，通过将矛盾排查、释法说理、调解确认等环节嵌入村社治理，减少“矛盾积压后集中爆发”；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平台降低当事人沟通门槛，提高纠纷处置的及时性。据介绍，有关平台运行两年多来，当地一审民事案件数量下降明显，非诉解决机制的分流效果逐步显现。更重要的是，货款回收、用工纠纷化解等问题处置更快，有助于花农与企业减轻资金压力，增强继续经营的信心与预期稳定性。 对策——以机制创新和协同治理为抓手，形成“排查—分流—调解—司法确认—回访”的闭环。 一是组建跨部门“联合巡诊”队伍，把服务送到村居与企业一线。法庭与基层党组织、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市场监管、妇联等力量联动，定期走访排查风险点，发现苗头问题现场会商，提出调解建议并跟踪回访。通过把“坐堂问案”转为“上门问需”，实现纠纷从发现到处置的链条化运转。 二是推广“扫码解纷”等数字化工具，推动纠纷线上受理、分层过滤与精准分派。二维码进入田间地头和经营场所后，当事人可直接反映问题，网格员、调解员和法官同步响应，依据纠纷类型分流处置，减少多头奔走和重复提交材料的成本。通过法官联村、分案协同等方式，推动简单纠纷就地化解、复杂纠纷提前介入。 三是围绕产业特点建立专业化调解机制，提升涉苗木纠纷处置的针对性。对买卖合同、劳务用工、人身损害等高频纠纷，推动成立专业调解组织，强调行业规则与交易习惯的适用，缩短沟通周期，提高当事人接受度。据相关数据，近三年累计调处涉苗木纠纷数百件，为花农追回货款逾千万元，体现出专业调解在产业链稳定中的作用。 四是以“共享法庭”等站点建设，补齐跨省跨域纠纷处置短板。在产业园区、景区与重点村设置特色站点，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实现线上立案、调解、保全协作，增强与周边地区法院的联动效率。对企业而言，“少跑一趟路、少耽误一天工”，往往就意味着减少经营损失。 五是以规范化管理保障公正与效率，把“快”建立在“准”和“稳”之上。通过流程节点公开、文书模板规范、党员干警全程跟踪等方式，压实案件质效管理，减少久拖不决和程序反复，提升服判息诉水平，避免纠纷由案生访、由访成诉。 前景——从“解一案”到“治一片”，基层司法服务将更深嵌入乡村产业治理体系。 随着电商交易、直播营销等新业态持续发展，涉农产业纠纷呈现线上化、跨域化、专业化趋势，诉源治理面临更高要求。下一步，相关做法有望在三个方向继续深化：其一，继续健全行业规则指引和合同示范文本，推动交易环节证据留存标准化，从源头减少争议；其二，强化跨区域协作机制，提升省际交界地带的联合调解与执行协同能力；其三，推动数据共享与风险预警，将纠纷分布、类型变化转化为治理信号，为基层预防性治理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把司法服务与乡村产业发展同向发力，推动“矛盾纠纷下降、市场秩序向好、群众获得感提升”的正向循环。
泗安法庭的实践展现了司法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变。通过二维码调解、共享法庭等创新，法治正以更灵活的方式服务乡村振兴。该探索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全文共计7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