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与结构转型需求叠加，如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巩固增长动能，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需求复苏分化，贸易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对中国而言，推动经济增长从更多依赖投资与外需转向内需尤其是消费主导，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现实选择。
原因——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并行的关键期。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服务消费扩容、人口与城市化结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有望进一步显现。
同时，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较高储蓄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消费潜力仍有待释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2月发布的对华年度评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预计约为40.1%，与经合组织经济体超过50%的中位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提示消费提升空间较大。
供给侧方面，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专利与科研产出规模扩大，为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条件，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策精准性仍需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实现从“投入扩张”向“效率提升”的跃升。
影响——米尔斯认为，中国经济加快向消费驱动转型，将通过需求与供给两个渠道增强增长韧性：一方面，消费扩张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内生需求，降低对外部波动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创新带动生产率提升，将为长期增长提供更坚实支撑。
他指出，去年中国对全球增长贡献约30%，中国保持稳健增长将继续对世界经济形成重要支撑。
随着内需尤其是消费比重提高，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和贸易顺差将趋于收窄，这将有利于推动全球增长格局更均衡，缓解外部失衡压力，并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对策——围绕“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费”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等部署，米尔斯建议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制度性安排夯实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
一是强化社会保障对消费的托底作用。
他认为，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提高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消费潜能。
具体而言，可在未来五年进一步提高农村养老金水平，并推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与规划中“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方向形成呼应。
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他建议更全面地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稳定其就业与生活预期，进而带动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相关消费扩张。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扩大消费创造更坚实的制度条件。
三是完善与消费扩张相适应的配套改革。
米尔斯提出，可通过优化税制结构等方式改善收入分配和消费倾向，例如提高劳务税累进程度并强化资本相关税收安排，与社会保障改革形成合力，从而在中长期推动居民消费占比提升。
四是以改革提升创新效率，防止资源错配。
他肯定中国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将提升国内生产率，也可能通过企业对外投资与产业合作带动技术扩散，惠及全球。
同时他强调，促进创新的政策需要“精心设计、目标精准”，避免因产业政策过度倾向特定行业而导致资源配置偏离效率原则。
规划提出“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并设定“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等目标，关键在于将投入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与更广泛的产业应用。
前景——综合来看，消费潜力释放与创新效率提升将共同构成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支点。
随着提振消费政策体系更趋完善、公共服务覆盖更均衡、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加速推进，中国经济有望在内需拉动下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增长，并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的背景下继续发挥“稳定器”和“动力源”作用。
与此同时，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将有助于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全球合作机遇，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转型之路牵动全球神经。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跨越，不仅需要完善社会保障网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更需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场深刻变革或将重新定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治理范式，为不确定中的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