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期搞土改，划成份那事儿我记不清。后来闹阶级斗争，这才看清成份的分量，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年揪斗地富反坏右，分量定了命根子就定了。多亏我父亲当兵，我又是民兵，二叔借着这个机会跟工作队硬刚，硬是把自己的分量辩成了富裕中农。 富农和富裕中农是两码事。富农属于五类分子，是政治敌人的重点监视对象。刚开始大家不当回事，后来斗争搞得凶，富农就惨了，权利没了，财产也没了。富裕中农虽然没什么立场，后来慢慢懂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干才有活路，虽说在政治会议上没发言权，但生活还算宽松。 郑大伯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旦戴上那个帽子，他就成了斗争的靶子。批斗会、戴高帽子、游行示威一样不落，连儿女都跟着遭殃，看人脸色过活。郑大伯那时候背总是驼着，走路低着头，步子很重。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了，邓小平站出来纠正错误。改革开放把那些地主富农的帽子给摘了。那些人重获自由，又发挥聪明才智，跟大家一起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