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法治观念普及，我国公民订立遗嘱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华遗嘱库登记遗嘱的30岁以下人群同比增长42.3%，订立者平均年龄较2013年下降近10岁。此变化背后，既有数字时代财产形态的更新，也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密切对应的。 在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22岁的软件工程师冯殊正在办理遗嘱公证。与父辈不同，他不仅对20万元银行存款作出安排，还将估值超5万元的游戏账号、社交平台会员等数字资产列入遗产清单。“这些虚拟财产包含着七年来的社交关系和情感投入，需要像实体财产一样认真对待。”冯殊的情况并非个例。白皮书显示，95后遗嘱中涉及虚拟财产的比例已达63.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龙翼飞分析，遗嘱年轻化反映出三上的社会变化：一是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财产形态，游戏装备、数字货币等虚拟资产已具备实际经济价值；二是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部分年轻人更早承担家庭责任；三是民法典实施后，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保护范围深入扩大。 值得关注的是，遗嘱的作用正从单纯的财产分配，延伸到更广泛的权益管理。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遗嘱修改人次达6609人，其中30岁以下群体因工作变动、婚恋状况变化等原因修改遗嘱的占比为37%。中华遗嘱库项目办主任陈凯指出：“对年轻人来说，遗嘱越来越像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会随着人生变化而调整。” 独身人群的权益保障也引发更多讨论。上海徐汇区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独居女子遗产案具有代表性：当事人突发疾病去世后，法院依据民法典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依法处置600万元拆迁款。案件也暴露出我国4000万独居人口在监护与事务托付上仍存在空白。目前，司法部门正与民政机构共同完善公职监护相关实施细则。 数据显示，全国未婚不婚人群的遗嘱登记量八年增长超过5倍，其中女性占比近七成。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孝正表示：“这反映出社会结构变化下，传统家庭养老与照护模式正在重塑，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回应新的社会关系。”
遗嘱年轻化与虚拟财产“入遗”，并非对生命的悲观预设，而是对权利边界、家庭责任与社会规则的理性确认。让每一份意愿表达都能被准确记录、依法执行，让独居与独身群体在紧急时刻有人可托、资产有人可管，既考验制度的精细程度，也体现社会治理的温度。随着涉及的规则健全，公众将更有条件以法治方式处理人生的重要节点，推动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