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申遗成功后的文化思考——冯骥才谈年俗保护与传承的时代课题

问题:年味变淡与年俗断层风险并存 随着春节申遗成功,“如何把非遗留日常、留在群众”成为更紧迫的现实课题。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出现“年味淡了”的普遍感受:一些传统流程被简化,走亲访友、拜年问候被更便捷的通信方式替代,部分民间技艺与节令活动因传承人老去、市场萎缩而难以延续。冯骥才认为,春节不只是一顿团圆饭,更是一整套承载团圆、慈孝、和合、平安等价值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习俗与象征体系被快速削弱,节日容易被“周末化”、娱乐化,精神内核也会随之松动。 原因:现代生活方式重塑节日结构,多重因素叠加挤压传统空间 年俗式微并非单一原因所致。其一,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改变了家庭结构与聚居形态,传统村落支持节日运转的公共空间缩小,许多依赖集体参与的节令活动难以持续。其二,生活节奏加快抬高了“时间成本”,原本连贯的节日程序被压缩为少数消费或观赏环节,仪式链条由此断裂。其三,外来文化与商业传播强化了“节日等于消费”的单一叙事,而对传统象征的意义阐释不足,导致年轻群体对不少习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四,部分民俗传承与现代治理、公共安全、环境要求之间存在适配问题,若缺少更细致的组织管理与更贴近当下的表达,传统活动就容易被边缘化。 影响:文化认同弱化、社区纽带松弛,非遗价值难以充分释放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既集中呈现家庭伦理,也是社会情感的共同出口。年俗减少会直接削弱节日的凝聚功能:一上,家族与社区的互动频次下降,代际之间的共同记忆不易形成;另一方面,传统民艺、民俗活动的衰落会带来文化多样性损失,地方性知识与审美体系难以延续。更深层的影响在于价值表达的“失语”——春联、年画、祭祖、守岁、拜年等习俗,本质上是对感恩、敬老、祈愿、守望等伦理观念的生活化表达;一旦只剩“吃饭+娱乐”,节日就难以承担安顿人心、调适社会心理的作用。对产业层面而言,非遗若缺少社区参与与日常场景支撑,文旅开发也可能走向同质化与空心化。 对策:抢救性记录与活态转化并重,形成可持续的传承生态 冯骥才长期倡导对濒危民俗进行“临终抢救”,强调在传统尚存时尽快记录、保存与研究,避免关键技艺、文献与生活现场发生不可逆的流失。以天津南乡年画保护为例,有关团队通过系统走访、影像记录、口述整理等方式,尽可能完整保留作坊与资料,同时梳理历史线索、补足学术空白。这类实践提示我们:非遗保护既要守住“把东西留下来”的底线,也要走向“让它继续被使用”的路径。 面向更广范围,应在三个层面合力推进:一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把节日民俗纳入社区、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常态化供给,形成可参与、可学习的社会课程;二是鼓励在地传承与青年参与,通过师徒制、研学、志愿者计划、数字化记录等方式扩展传承人队伍,让传统技艺获得更稳定的社会评价与经济支撑;三是推动节日仪式的当代表达,在尊重核心意义的前提下优化组织方式与安全管理,使庙会、灯会、年画展陈、手工市集等活动回到群众生活中,而不是停留在“看展式”传承。 前景:申遗不是终点,关键在于把文化回归日常生活 春节列入人类非遗名录,为保护与传播带来更高的国际关注度,也对国内治理能力提出更具体的要求。未来一段时间,春节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两点:其一,能否把“共同价值”讲清楚,把习俗背后的伦理与审美说明白,让年轻人理解仪式感并愿意参与;其二,能否建立跨部门的长效机制,让保护不止于节前“热闹一阵”,而成为贯穿全年、扎根基层的系统工作。冯骥才提出“传统不是静止遗产”,强调以创意与想象促成再融入,这与当下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的方向一致。可以预期,随着更多地方在公共空间、节日活动和文化产品上进行更精细的创新,春节的文化表达将呈现“更现代的组织方式+更清晰的传统内核”的新形态。

从农耕文明的岁时祭典到信息时代的文化符号,春节始终是中国人情感共振的最大波长。当冯骥才在《过年书》扉页写下“守岁就是守文化”时,他守护的不仅是贴福字、包饺子的形式,更是民族集体记忆中对“团圆”“安康”的生命理解。这种理解,或许正是文明延续最坚韧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