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宏观运行面临的突出挑战，既包括需求恢复仍需巩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速，也包括价格水平持续处于偏低区间、部分行业供给扩张快于有效需求而引发“以价换量”的恶性竞争。
一些领域竞争方式同质化、低价化，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预期转弱并进一步影响投资意愿和就业稳定；同时，金融市场中个别不规范做法抬高了企业的真实融资负担，削弱了政策传导效率。
原因——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外需对部分行业的拉动存在波动；从内部看，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传统产业在去低端、提质量过程中承受压力，新兴产业尚需时间形成更强的规模效应和稳定回报。
加之一些行业在短期业绩、市场份额驱动下盲目扩张，导致供需错配、价格战频发。
金融端若对风险定价不够精准，或因中间费用、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增加企业成本，也会加剧市场主体的“以量补价”“以快补弱”，诱发更深层次的“内卷”。
影响——物价水平合理回升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若价格长期低位徘徊，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与地方财政承压，进而影响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行业“内卷式”竞争还可能带来三方面风险：一是企业现金流恶化、杠杆被动抬升，信用风险易在产业链扩散；二是研发投入被挤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三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低价竞争”的融资需求时，若缺乏差异化授信与风险约束，可能出现资金错配，削弱结构调整效果。
对策——围绕上述问题，潘功胜表示，2026年人民银行将落实中央部署，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并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政策工具的组合效能。
在数量层面，除存款准备金工具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还包括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以及国债买卖等。
央行将统筹运用短、中、长期工具，稳定市场预期，保持市场流动性处于合理充裕状态，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
二是引导利率水平和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提升货币政策传导质量。
潘功胜表示，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宏观运行情况，加强利率调控与引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
同时强化利率政策执行与监督，针对削弱传导效果的不合理市场行为加强规范，要求银行向企业清晰展示贷款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整治不透明的融资中间费用，以“降成本”更精准地抵达实体经济。
三是突出结构性支持方向，推动资金流向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重点聚焦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
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模约5.5万亿元，约占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的11%。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分类施策，在支持重点领域的同时加强风险评估与约束。
四是从金融端协同治理“内卷式”竞争，服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潘功胜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识别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有扶有控”，对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保持约束，抑制部分行业无序价格战和恶性竞争的金融助推因素，推动资金更多投向技术改造、质量提升、绿色转型等方向。
同时强调与财政政策在贴息、担保、风险成本分担等方面加强协同，通过政策合力放大效果，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适度宽松取向下，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稳总量”与“优结构”的平衡：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增长和价格回升提供适宜的金融环境；在结构上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引导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扩大内需等领域聚集；在机制上以透明化、规范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中间环节”侵蚀政策红利。
随着财政贴息、担保增信与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对实体的支持有望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并在抑制无序竞争、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形成更可持续的政策闭环。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效能发挥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的科学性,更依赖于传导机制的顺畅性和市场主体的响应度。
央行此次明确的政策取向,既为市场吃下定心丸,也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真正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领域,如何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而非简单的信贷扩张,这些都考验着政策执行的智慧和精准度。
唯有政策制定与执行同向发力,金融与实体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