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普方一家在德国遇害的当天夜里，四名苏北无业青年闯进屋里杀害了他们一家四口。凶手最终被判了死刑，而普方的亲友写信求法官给他留条命，结果凶手还是被执行了死刑。同年11月，普方夫妇的亲友成立了一个以普方命名的基金，专门给苏北的贫困儿童上学用。你说，普方家能不能说是纵容了那些罪犯呢？肯定不能，他们的宽容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那纵容可就越界了。 咱们再说回课堂上，六年级的杨老师在讲“学会宽容”。他把一张手机里的“矛盾墙”投影到一体机上，上面有个字条：“我和阿浩闹过矛盾，他给我起绰号叫‘大肥猪’，我跟他说了好多次别这么叫了，可他还是改不了，我们俩就疏远了。”这几行字投上去后，教室里像石头砸进水池一样，激起了不少波澜。杨老师马上就问：“那种侮辱人的绰号到底能不能宽容？要是宽容了，那到底是宽容还是纵容？” 之前两周我刚听过一节类似的课，我写过一篇《宽容“不宽容”》。今天再来听杨老师这课，我还是觉得问题不在老师身上，主要是咱们对“宽容”的理解不够到位。黑板上被画成了一颗大爱心，“右心房”贴着学生们暂时不打算原谅的矛盾。杨老师挑出的那张，正是上面说的“大肥猪”事件。 杨老师问：“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宽容的？”学生们抢答起来：有人老是不交作业、有人故意欺负人、把别人的白鞋踩脏了头也不回、还有那种人连道歉都不配合。有个男生还带着火气说：“那种人连道歉都不配被原谅！” 杨老师让暂时不原谅别人的同学上台，把他们觉得可以原谅的矛盾贴到“左心房”。贴纸一张张挪过去，“右心房”就越来越空了。最后只剩下三张没动：“阿城被取外号”、“阿骆和阿俊一起骂人”、“五年级的时候天天被嘲弄”。下课的时候我走近黑板一看，那三张贴纸还在呢，看着就像三个没好利索的伤口。学生们围上来看热闹，指着那三张贴纸想看看是谁干的。 我把所有卡片都拿到会议室看了一遍，发现有三则情况是被宽容的：阿城被叫“猪”、阿骆和阿俊合取外号、五年级时天天被骂。同样都是被侮辱了，为啥有的能被原谅、有的就被记恨呢？学生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宽容的度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接下来再看咱们学校教材里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教师不能纵容学生的错误，家长也不能纵容孩子；学生之间更没有权利去纵容同伴犯错。 学生们还贴出了自己的一些小矛盾：“一年级的时候阿云用铅笔盒压我手，让我也压回去，我们就算扯平了。”这叫扯平式的宽容；“玩游戏输了赢了吵一架，后来又和好了”，这是开解式的宽容；“阿琦天天玩我头发，我在想他干嘛不留长发呢”，这算是奇想式的宽容。这些带着孩子气的回答让“宽容城”不再冷冰冰了。 昨天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这次又举手了：“杨老师帮我们把鞋擦干净了，我气也消了。”原来啊，“具体教学生怎么宽容”就是在一件件小事里示范——先把情绪处理了，再谈原则上的对错。 最后我也总结了一下给老师的观察点：遇到类似的矛盾时你是怎么化解的？其他同学的宽容方法给你带来了什么启发？同样被冒犯过的人为什么有的能原谅、有的不能呢？把课堂还给学生去观察和分享吧，老师退到“火把传递者”的位置——珍视孩子的经验、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点燃他们心里那团宽容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