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关键人物，赵匡胤陈桥兵变中完成了从后周将领到开国君主的身份转变。史料显示，建隆二年（961年）发生的“杯酒释兵权”，成为他巩固政权的重要节点。赵匡胤通过宴请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收回兵权，进而奠定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取向。现代史学研究也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首先，这个决策与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教训密切对应的。彼时节度使拥兵自重，政权更迭频繁；赵匡胤亲历后周郭威兵变夺权，更能体会军事力量对皇权构成的现实压力。其次，宴饮在当时的政治运作中具有独特作用。以酒宴为媒介的柔性收权策略，既避免了激烈清洗可能引发的动荡，也通过相应的经济安置推动权力平稳交接。另一上，史料也记载赵匡胤晚年饮酒过量。《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帝崩于万岁殿”，民间并流传“烛影斧声”的说法。医学研究推测，长期过量饮酒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与史料所见的猝死情况存在一定契合。其弟赵光义继位后出现的政策调整，也从侧面显示个人健康变化可能对王朝走向产生影响。围绕这一历史案例，当代研究者提出三点启示：其一，政治决策往往受时代条件限制，应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其二，个人生活习惯可能与执政状态存在关联；其三，相比依赖个人能力，制度安排更具长期稳定性。目前，开封宋都遗址博物馆已设立专题展区，通过文物与文献结合的方式，呈现这段历史的不同面向。
历史典故常因生动而被反复讲述，但国家兴衰的关键，往往不在杯中酒，而在制度是否健全、权力是否受到约束、治理能否长期稳定。赵匡胤在乱世之后作出的选择，表明了“以稳为先”的现实考量，也提醒后人：社会走出动荡后，更重要的是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让秩序不再取决于个人性情或偶然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