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的复杂性和危害性日益显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报显示，该问题在实践中表现多样，既有违规异地执法，也有以刑事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以及超范围、超时限违法查扣冻结等行为。表面形态各不相同，但本质都是将执法司法权与经济利益违规捆绑，导致权力与利益的不当结合。 这类问题的危害具有双重性和系统性。在显性层面，趋利性执法司法直接侵害经营主体的财产权、经营权乃至人身权，增加市场不确定性，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在隐性层面，影响更为深远：司法公信力与法律权威被削弱，社会对法治的信任基础受到冲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法治化营商环境营造也会因此受阻。这类隐性损害不易被察觉，但对法治建设的侵蚀不可忽视。 党中央对趋利性执法问题的重视持续加强，涉及的部署不断细化完善。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以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也分别作出系统部署。各地各部门推动落实相关要求，经营主体的法治获得感不断增强，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在既有成效基础上坚持纠治并举、标本兼治。这意味着不能止步于“一案一纠”的个案监督，更要着眼于构建预防与纠偏并重、监督与问责协同的制度体系，把权力运行纳入可检验、可追溯的轨道。 强化权力制约和程序约束是关键。应更完善涉企案件立案、管辖、采取强制措施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和流程，探索必要的内部审批与复核机制，确保权力运行规范有序。同时，健全涉案财物跨部门、全流程的规范管理和公开处置制度，切断“案”“财”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通道。要从制度机制上查找根源、堵住漏洞，把规则讲清楚、立稳当、晒出来，执法司法权偏离轨道或被滥用的空间才会不断收缩。 进一步整合多元监督体系同样必要。执法司法活动牵涉主体多、环节多，单一监督力量难以形成有效制衡。应强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常态化、专业化监督，同时贯通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渠道，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监督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和异常行为识别，形成更有力的监督合力。 监督制约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严肃追责上。对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甚至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形成震慑，打消“趋利无害”“代价可控”的侥幸。只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约束机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根治趋利性执法，既是对公平正义的守护，也是对市场活力的释放；让每起案件经得起公开检验，让每项权力都运行在制度轨道内，法治环境才能更好支撑创新与发展。这场自我革新没有终点，唯有以持续推进的定力深化改革，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