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技术快速渗透带来治理新课题。
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网联汽车等技术从研发走向应用，深度进入生产、生活与公共服务领域，在提升效率、拓展场景的同时，也带来责任主体认定、风险外溢、权利保护等一系列新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进步往往伴生新的违法犯罪形态：互联网普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滋生网络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去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18.2万人，反映出技术红利与治理压力并存。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使用边界、算法决策后果以及产业竞争秩序等问题更加复杂，迫切需要法治提供可预期的规则。
原因——技术迭代快、场景跨界多、责任链条长。
新技术问题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更新速度远超传统规制节奏，既有规则在新场景下面临适用困难；二是应用场景跨行业、跨主体，研发者、平台方、使用者、运营者等多方参与，责任链条被拉长，容易出现“权责不清”；三是技术具有外溢性，一旦被滥用，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风险、侵害个人权益或扰乱市场秩序。
同时，社会对便利的需求上升，部分使用者对风险认知不足，也使得违法成本与侥幸心理交织，增加治理难度。
影响——法治缺位与越位都将抬高社会成本。
规则缺失会放大不确定性，带来安全隐患和权利受损，并削弱公众对新技术的信任，最终反噬产业发展；而若简单采取“一刀切”式过度管制，可能造成合规成本畸高、研发投入趋谨慎，创新活力被压制，影响新质生产力培育。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坚决依法规制，促进科技向善”，正是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要把底线立起来，也要把空间留出来，让技术在规则轨道内加速前进。
对策——以司法规则回应新风险，同时为创新设定合理容错。
围绕新技术应用中的责任认定，司法实践正在通过案例指引明晰边界。
针对社会关注的智能辅助驾驶问题，最高法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仍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明确“技术辅助不等于责任转移”，既回应了公共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发展提供清晰的行为预期，防止以技术名义规避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报告强调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容错”空间，体现了依法规制的另一面——鼓励创新、保护探索。
对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出现差错的纠纷，法院在审查研发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要件后，依法认定不构成侵权。
该裁判思路释放出明确信号：对技术探索中的可控风险与可纠正错误，应坚持过错责任、损害事实等基本法理，以证据和规则说话，避免用结果倒推责任、以个案压力压垮创新主体。
从治理体系看，促进科技向善需要多层次协同：立法层面加快回应新领域新业态的制度供给，完善数据权益、个人信息保护、算法治理、产品安全等制度衔接；执法层面强化对高风险场景的监管与合规指导，提升跨部门协同与风险预警能力；司法层面持续通过典型案例、裁判规则统一尺度，增强可预期性；行业与企业层面建立从研发、测试到部署的全流程合规体系，强化安全评估、伦理审查和应急处置；公众层面提升风险意识与规则意识，形成共同守法、共同受益的社会基础。
前景——在“有为法治”中形成创新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并向更多领域扩展，围绕责任边界、权利保护与产业秩序的司法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可以预见，未来规则建设将更加注重分类分级治理：对涉及公共安全、生命健康等高风险领域，提高准入与责任要求；对一般性创新应用，强调合规可行、风险可控与鼓励试错。
通过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完善裁判规则、推动制度衔接，有望逐步形成兼顾安全底线与创新活力的治理框架，为我国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定、清晰、可预期的法治保障。
科技向善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
法治既不能缺位，也不可越位，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科技治理的核心要义。
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更加成熟的法治思维，在规制与容错、保护与创新之间找到最优平衡点，让科技进步真正造福人类，让法治精神在科技时代闪耀光芒。